当前,我国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银行业服务模式与增长逻辑的转型已成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命题。科技创新领域的金融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已从2021年的32.8万家增至2025年的超60万家,但2025年新增社会融资中直接融资占比不足35%,股权融资占比仅约11%,融资结构与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构建与科技创新高度不确定性、长周期性相适配的资本供给机制,既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前瞻 中国自贸试验区扩围至23个 国务院4月5日印发的《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于4月9日对外发布。《总体方案》赋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鼓励先行先试,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明确了创新发展边民互市贸易、强化国际物流服务功能、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效能、拓展多领域对外交流等19个方面的改革创新举措。至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扩
指数温和修复,政策支撑与外部扰动交织 2026年3月,晴雨指数收于139.0,同比上升1.2%,处于修复区间,但斜率放缓。从内部看,两会释放强稳预期信号,财政赤字率上调及专项债发力提供底部支撑;从外部看,伊以冲突推升油价与航运风险,输入性通胀扰动债市。六大市场表现冷热不均,体系稳定仍依赖政策托底,私人部门信心的恢复是下一阶段关键。 分市场指数比重累计图与拟合线 注:图1为分市场指数堆积柱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时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激增,但融资结构与创新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错位。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作为持牌非银金融机构,正经历从风险处置工具向耐心资本核心载体的战略转变。AIC依托母行资源与风控优势,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成为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重要载体。然而,其在监管框架适配、考核激励机制及市场生态层面仍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清华金
优势与基石:AIC是商业银行支持中小科技企业的战略升级 政策支持:从“降杠杆”到助力科技创新的深化转型 AIC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金融制度创新,是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标志性成果。成立以来,AIC始终肩负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时代使命,从“降杠杆防风险”逐步深化到“促创新强实体”,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的战略性支撑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科技创新正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对金融供给结构特别是股权直接融资提出了更高要求。AIC股权投资试点业务的扩围,推动其成为耐心资本的重要力量,为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开辟了新路径。AIC依托母行综合化经营优势,正逐步成为科技金融领域的关键参与者,特别是在硬科技投资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助力畅通“科技—产业一金
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战略背景下,AIC作为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的核心载体,正在成为支持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本文立足经济发展范式与金融服务模式转变,系统阐述AIC在推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介绍AIC在用好政策支持、服务科技企业发展方面的最新探索与实践,并就进一步发挥AIC作用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地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提供参考。 AIC是构建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知识、技术、人才、资本和产业资源等要素在较长周期内持续耦合、反复验证,进而实现商业化、规模化并转化为产业创新的过程。与传统产业相比,科技型企业普遍具有研发投入高、成果转化周期长、轻资产特征明显、经营波动较大等特点,其融资需求往往跨越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多个阶段。单一信贷模式难以有效匹配早期高风险、轻抵押、重研发的融资需求,传统财务投资也往往难以独立承担跨周期陪伴、产业资源整合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科技创新具有长周期、高风险、高投入的鲜明特征,需要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与持续支持。国家政策明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打破创新资源壁垒,引导各类资本向科技创新领域聚集,为耐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AIC契合国家对耐心资本的要求 科技创
2024年以来,商业银行围绕科技金融大文章进行了诸多探索,其中AIC股权投资试点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制度创新。继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试点范围扩容到18个城市后,2025年3月再次发文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8个城市所在省份。随着试点扩容,AIC业务从“市场化债转股”向“债转股+科创股权投资”转型,但政策刚性约束、机构能力短板、市场生态不完善等问题日益凸显,制约其赋能效能释放。如何破解困境
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银行净息差收窄、传统领域信贷增长面临瓶颈,亟需寻求第二增长曲线,以应对量价下行压力。科技金融逐步成为银行优化结构、拓展增量的核心驱动力,而AIC也从化解不良资产的专项工具演变为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抓手。本文旨在分析AIC的演进脉络及其在银行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探讨银行业应如何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配的能力机制与生态,分享直接融资发展红利。 AIC定位演进:从风险
AIC缘起于债转股,深耕于科技金融。大约10年前,中国银行业正在经历自股份制改造上市以来的第二轮营收增长乏力阶段,对应的是宏观需求疲软与相关产业行业的口风险暴露。彼时的银行业因为广义上的制造业与批发零售行业而面临挑战。不过,当时的情况更多体现了周期性特征,寄希望于消化处置相关不良资产,彼时监管部门鼓励大型银行设立AIC。 当前是银行业营收增长乏力的第三轮周期,相比以往的快速出清与反弹,本轮周期时
作为我国科技金融的一种创新载体,AIC既能承载银行信用基础,又具备股权投资耐心,对弥补科创融资需求缺口、增强投贷联动综合服务、壮大“耐心资本”支持新质生产力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主要经济体围绕投贷联动、政策性杠杆、长期资本管理、风险分担机制积累的主要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特色AIC制度安排。 主要经济体相关运作模式经验 AIC是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科技创新和化解债务风险过程中形成的特色制度安排。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出重要部署。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其列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之一。这一重要经验总结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投资领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是新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遵循。为此,《清华金融评论》推出特别策划,汇
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今年财政支出继续保持相当规模,要持续用力优化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财政更加重视投资于人已经在预算安排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财政部部长蓝佛安2026年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指出,“十五五”时期的财政政策设计和实施,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核心要义在于摆脱要素驱动增长模式下,偏重基建、厂房、设备等物质资本投入的“重物轻人”传统投资路径,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导向下,以获取人力资本红利为重点的“物人协同、以人为本”新发展理念,最终构建起“供给—需求”“生产—消费”“增长—民生”深度融合、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体系。 “物人协同”是我国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核心关键 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边际贡献呈持续走
新时代中国的理论超越:从对立、互补到双向赋能 在经济思想史中,政府和市场关系也是经久不息的话题。重商主义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保护性关税、特许经营、出口补贴等手段,扩大贸易顺差、积累金银财富。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创造“纯产品”,工业和商业不创造价值,因此政府应遵从和守护所谓的“自然法则”,不干预生产,让市场自发实现平衡。古典经济学顺应工业革命背景下,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束缚的要求
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税收规则面临系统性挑战,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越发凸显。2021年OECD/G20推出“双支柱”方案,试图为全球跨国企业税收竞争划定底线,其中支柱二确立的15%全球最低税(Glo BE)规则遭遇美国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公司替代性最低税(CAMT)的结构性冲突——美国坚持主张对跨国企业境外利润的征税权,强调本国税制优先适用,而Glo BE规则要求采用统一的有效税率
金融智能体的兴起与应用 金融智能体不只是工具,更是行为主体 随着生成式AI与强化学习的融合,AI智能体(Agent)正从被动的分析工具演变为能够设定目标、自主决策并执行复杂任务的行为主体。AI智能体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催生出各类金融智能体。不同于早期AI在算法交易、智能投研、市场监测等应用中的辅助工具角色,金融智能体具有以下核心特征: 自主性:能够在无需人类实时干预的情况下,根据预设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林草兴则生态兴,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开展好全周期森林可持续经营,是深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务实举措,也是深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发挥森林“四库”功能等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 本期“‘金融+科技’支持林业可持续发展”专栏聚焦信贷视角,深人探讨金融如何精准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专栏以丰都县为实践样本,系统解
森林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资源。如何将沉睡的森林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特别是破解长期困扰林业发展的“钱从哪里来”这一核心难题,是新时代林业改革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丰都县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总抓手,创造性构建并实施以“直面三大梗阻、推进三维破局、畅通三路活水、释放三重效益、深化三大方向”为核心的“五三”工作体系,通过金融创新与科技赋能的深度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其核心竞争力体现在风险的主动识别、专业定价与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在银行各类风险中,信用风险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管控成效直接决定资产质量与经营稳健性。监管机构明确提出“商业银行对非零售资产开展风险分类时,应加强对债务人第一还款来源的分析”,这正是商业银行信用逻辑回归本源的根本方向,核心是向信用风险分析的源头与根本——即债务人的现金流创造能力进行回归与强化。 在我国之前长
当前,我国低空经济正处于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2023年,低空经济被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起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国实名登记无人机达328万架,全年累计飞行4530万小时,同比增长近70%,民航局预测2035年低空经济市场规模有望达3.5万亿元。 但与此同时,飞行活动激增带来事故风险快速累积,责任认定复杂、受害者赔付不足等问题凸显,现有风险保障体系
制定金融法是我国金融法治建设的重大事件,是新时代加快金融强国建设、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以下简称《金融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我国金融领域第一部方向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金融法的出台对于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意义重大。未来,资本市场法律法规需与金融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定对标对齐、有效衔接。 金融法与证券法的基本关系 我国
金融衍生品是金融机构投融资的重要业务之一,将金融衍生品纳入碳排放核算体系是迫切需要。但目前来看,国内外尚缺少对金融衍生品碳排放核算的完整方法体系。一方面,《全球金融行业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PCAF准则》)缺少金融衍生品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PCAF准则》第一部分并不包括金融衍生品资产,而《范围3核算要求》范围3第15项(即投资)并未提供核算方法。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
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与资管新规体系全面落地,信托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强法人治理监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董事会风险治理效能,已成为信托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课题。 信托公司董事会风险治理的特殊性 信托公司风险治理体系根植于其独特的受托人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一流的资管机构是建设强大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全球资管中心对于建设强大的人民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至关重要。资管业务作为直接融资体系的重要桥梁,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涌现、成果转化具有独特的功能和意义,是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方式。当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业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竞争实力,但资
金融的本质是解决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促进资金有效配置。由于金融行业天然具备数据密集的特征,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显著降低信息收集、分析的成本,促进金融效率提升。随着技术进步,尽管不同阶段金融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表征会发生相应变化,但其有效配置资源、管理风险的功能定位从未改变。之前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推动金融行业的数字化变革便是例证。当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加速发展,为金融体系进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背景下,我国能源产业需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完成清洁能源结构性替代。《中国能源展望(2025—2060)》提出,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到2035年将达35%,2060年攀升至80%左右,对应转型资金需求超百万亿元。但传统能源金融模式面临四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导致新能源项目风险评估难,抵押依赖制约轻资产企业融资,生态价值难以金融化,产融主体数据与制度壁垒凸显,已难以适配能源转型融资需求与
境外投资者的订单流在短期和长期内均能预测A股股票收益。境外投资者能够成功预测股票价格在公司重要事件日前后的表现,这表明境外投资者并不处于信息劣势,且具备处理本地公司信息的能力。论文结论为市场主体全面把握境外资本行为特征、制定差异化应对策略提供了清晰框架。 统筹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现有文献证实,境外投资者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拉动经济增长、优化公司治理及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袭击伊朗。在伊朗尚未实施全面军事封锁前,承载全球约35%海运原油贸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已陷入近乎停摆状态,造成这一结果的是一纸来自伦敦劳合社市场的风险通函。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生命线被劳合社市场以“市场化阻断”的方式“事实关闭”。在现代国际贸易体系中,无保险即无融资、无靠港资质、无商业租约,保险业的影响可能超过军事威慑,也凸显了保险等金融业在当今国际贸易和经济中
百年变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步履维艰。构建全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尚不具备现实条件,以金砖国家为核心打造多元包容型国际金融合作机制,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选项B”,成为提升全球金融韧性和构建金砖多元包容型经济合作机制的务实选择。 机制建设的紧迫性与现实基础 当前,美元霸权遭遇“双重透支”:在信用层面,美债“特里芬难题”无法破解;在功能层面,美元沦为地缘政治工具,金融秩序破坏严重。美元潮汐引发新兴市场
国际储备是各国央行或货币当局实际持有并可随时动用兑换的对外资产,主要由外汇储备、黄金储备、普通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等构成。不同于私人部门投资,官方储备主要用于满足流动性预防需求,在兼顾收益的同时,更加看重流动性和安全性。国际储备格局调整能够反映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趋势,但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并不完全同步,地缘政治因素在储备结构中具有显著影响。在全球经济深刻调整、地缘政治秩序重塑的背景下,国际储备格局走到历
众所周知,古代金属数量一种常。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的财务顾问托马斯·格雷欣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提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后人称其为“格雷欣法则”。 古代的国际贸易大多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金融称量货币——黄金和白银,在国际贸易中是重要的交换媒介。欧洲中世纪时期,封建社会出现,众多封建王国林立,自然经济盛行,货币经济萧条。然而,封建王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却出现了长足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