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系统论证出版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互构逻辑。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实现从经验技艺到理论范式的跃迁,提炼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概念体系,并通过有组织、多元化、多模态的知识生产实现系统变革与学科发展。本文强调突破出版即传播渠道的传统认知,提出出版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建设、知识谱系化、知识再生产中发挥信息制度性中介的重要作用,具有建构知识谱系与认知框架的本体论价值。面对数智时代知识碎片化、算法推荐、平台垄断等挑战,唯有打造强化党的领导、专业支撑、价值引领的出版体系,巩固知识主权,凸显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才能开创面向未来的出版新图景。本文旨在为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框架,为新时代出版服务文化强国战略贡献学术路径。
内容摘要:实践是出版活动的内在品格,是出版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式。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冲击着出版人才培养的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教育实践观的基础上,面向数智时代出版业内容生产流程、传播方式、服务形态的变革需求,创新提出“出版教育实践观”,可以指导数智时代出版教育活动在实践目标、实践内容、实践方式等维度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创新。出版教育实践观旨在实现出版实践育人的三重突破,即重新定位实践、全程融入实践、理论升华实践,以有组织的实践育人模式,推动理论与应用互促、教学与科研互融、传承与创新互补,为文化强国建设培养数智赋能、守正创新的高水平出版人才。
内容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并对其作出战略部署,与此同时,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日益成为我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路径。然而,关于NbS及相关可持续发展技术的传播研究还十分匮乏。研究以技术接纳模型为理论框架,聚焦“媒介信任—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的传播路径,在内蒙古兴安盟对农业生产者开展问卷调查,探究媒体信任如何影响农民群体对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基本认知。研究发现,县级主流媒体的可信度在提升农业生产者对可持续发展技术的感知有用性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显示出明显的“基层媒体近端效应”;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社交媒体,信任度对农业生产者感知易用性的影响均较为有限,而参与农业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升感知易用性。研究从传播渠道与信任结构入手,补充了“本地化媒体”在可持续发展技术扩散中的作用证据,为公共传播介入绿色转型提供了实证参照。
内容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重塑全球学术体系,对学术诚信、人才培养与质量评价构成系统性挑战。现有研究多聚焦自然科学,缺乏对哲学社会科学特殊性的深入探讨。以哲社学科为对象展开分析,显示出当前以披露为主的堵漏式治理模式效果有限,且忽视该领域追求思想原创与价值诠释的核心特质。应转向引领式治理范式,核心建议包括:构建分级、分类、分场景的精细规则体系;推动哲社评价与育人范式从知识产出转向思想贡献与研究过程;强化该学科在AI治理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发展跨学科技术支撑体系。本文系统构建了针对哲社学科特性的AI学术治理框架,为人工智能时代守护学术价值、引导技术向善提供路径参考。
内容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术出版中加速应用,如何界定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边界和介入路径,已成为全球出版业治理的共同议题。当前,国外主要学术出版机构的人工智能政策主要包括五大主题:学术诚信与AI工具使用规范、AIGC的图像政策、审稿原则和保密原则、作者权益保障与AI工具使用条款、AI署名规范与作者责任,可归纳为“责任与规范”和“风险与伦理”两大板块。不同出版机构的侧重点虽有差异,但在作者署名、保密性、披露义务等核心议题上已达成共识。此外,人工智能政策制定还受伦理共识、出版流程角色分工与风险防控压力等结构性因素影响。我国应在对齐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作者、审稿人、编辑三位一体的披露、监督与问责的闭环机制,加强技术支撑与人才培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出版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内容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演变正驱动信息传播由事实代理转向拟真操控,由此诱发的真实性危机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深层顽疾。从技术中介理论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的欺骗性本质在于技术拟真性与人类认知脆弱性的深度耦合,实现了对主体认知图式的系统性侵蚀与重塑,基于此构建“技术拟真性一人工智能欺骗—认知侵蚀—真实性瓦解—信任危机”的风险逻辑链。其风险不仅在于削弱个体辨别能力与批判思维,更可能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数字“格雷欣效应”,导致公共信息领域真实性与信任资源的系统性流失。为应对智能环境下的系统性风险,治理范式亟待从传统的“封堵查删”转向认知韧性与数字主体性建设,实现对“人一技术一环境”关系的系统性重构。
内容摘要: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影像的运行机制构成了一种“真实性政治”。“真实性政治”指的是“真实”不再是一种自明的存在,而是一套被算法、权力与文化共同生成与维护的符号体系。影像的视觉逻辑经历了从“再现”到“生成”的历史转向,在此发展过程中,影像逐渐脱离索引性的基础,成为由数据与模型预测并生成的“似真”经验。当“真实”不再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自明性后,影像逐渐成为一种可被权力结构运算、生产并分配的治理资源。深度伪造的最终目的并非欺骗个体,而是维系一种被算法治理的宏观结构。从全球视角来看,算法治理结构的作用具有显著的不平等性。西方技术一资本权力垄断了生成主权,使AI生成影像以更加隐蔽、自动化的形式延续了关于种族、性别与阶级的结构性偏见。因此,应当树立一种“后真相时代”的批判意识,将“真实”视作一种需要被不断争夺、重新阐释的动态政治过程。
内容摘要:深度伪造技术因其“技术拟真性”与“欺骗意图”的叠加效应,已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核心挑战之一。以安全化理论为统一分析框架,系统比较中国、美国、欧盟治理文本中的话语实践,发现三方在将深度伪造建构为冲击政治秩序与社会信任的“存在性威胁”上存在根本共识,而在威胁界定上,美国从技术中立转向对“实质性欺骗”的防御,欧盟构建以基本权利为核心的风险分级体系,中国则形成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敏捷治理;在责任分配上,美国呈现国家安全主导下的协作模式,欧盟强调多元共治与用户赋权,中国则确立以服务提供者为枢纽的监管链条;在合法性构建上,美国诉诸“民主危机”叙事并隐含对认知战的“双重标准”,欧盟依托“基本权利”价值基础,中国则聚焦“网络信息内容安全”。鉴于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发展与安全相互促进”的治理韧性,建立算法可解释性规范,推行分级治理模式,积极推动相关技术标准的国际协调,从而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赢得定义议程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