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7年以来美国展开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导致中美关系危机不断。在两国国内外因素互动尤其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在震荡后都会回到缓和状态,从而呈现出一种强大韧性。对于中美关系与近现代大国竞争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大国关系稳定与国际秩序稳定存在正向逻辑关系,而国际秩序稳定则取决于两项根本性因素:一是大国之间的共识,二是大国共同遵循的用于处理重大双边及多边国际事务的规则和制度。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多领域和多层次的政策议程,以推动中美关系从危机管控逐步走向战略稳定:在双边层面上,中美必须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努力就分歧达成谅解,包括经贸联系、涉台问题、南海问题、科技竞争;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双方必须照顾对方的重大关切,努力就次要问题达成协议,例如国际组织改革、地区安全、防扩散、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
摘要 在特朗普回归的背景下,美欧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联动显著加深,逐步演化为涵盖制度平台、媒体网络与政策议程的协作网络。双方围绕主权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形成话语共同体,推动“文化战争”成为联动的核心议题,对建制派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构成持续挑战。从整体来看,跨大西洋右翼“联动有余,联盟不足”,受限于内部目标差异和运作逻辑分歧,在制度整合上仍面临结构性约束,尚未形成一个紧密的“新跨大西洋联盟”。但其产生的共振效应已经开始重塑大西洋两岸的政治生态,并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影响。未来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向乃至全球秩序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欧右翼联动的深度以及自由主义和建制派力量在美欧内部所能展示出的韧性。
摘要“全球南方”在欧盟的对外关系中始终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和再定义的群体。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区域间主义”再到“原则性实用主义”,欧盟随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以及自身战略利益调整而形成了对“全球南方”不同的认知模式。与之相对应,欧盟对“全球南方”的身份定位经历了从“他者”到“非对称伙伴”,再到“战略性伙伴”的范式转换。当前,欧盟通过“全球门户”战略、“规范性力量”投射及“议题联盟”构建等多维路径,试图将“全球南方"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框架,以强化其全球治理话语权与地缘政治影响力。然而,欧盟“全球南方"的政策实践也面临着深层制约:其一,“剥离中国”的战略悖论削弱了其叙事的正当性;其二,地缘政治竞争与对美国的战略依附性限制了其决策的自主性;其三,信任危机与内部利益分歧影响了其政策的可持续性。未来,欧盟只有在彻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桎梏的基础上,探索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才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自主可信与具有吸引力的战略形象。
摘要 跨境专利流动是全球技术扩散的关键载体,但地缘政治加剧了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本文构建了一个内含政治摩擦的微观动态决策模型,并基于1992—2019 年涵盖69个申请国、110个目的国及31个行业的全球专利申请数据,建立高维固定效应计量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对跨境专利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恶化会抑制跨境专利流动,该效应在高技术和高契约密集度行业、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间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尤为突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治风险主要通过抬升政策不确定性与制度成本,以及触发知识产权保护弱化的风险预期对跨境专利流动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正式制度刚性与研发网络韧性共同构成了抵御政治冲击的双重缓冲体系。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技术扩散的政治逻辑提供了新视角,对动荡地缘环境中维护技术链安全、促进创新合作具有政策启示。
摘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对中国海外投资进程产生的冲击日益凸显,企业海外利益安全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以1999—2023年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探究了国际制裁网络对企业海外投资进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提出了中国反制策略。研究发现,国际制裁网络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速度和节奏具有抑制作用,该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制裁发起国通过加剧政策不确定性和提高断链风险预期共同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程。国际制裁网络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这在贸易、金融与军事制裁网络,制裁源于发达国家,企业高管无海外背景等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货币互换协议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缓解国际制裁带来的负面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防范国际制裁风险、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摘要“稳出口”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初衷之一。本文提取“一带一路”倡议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实践特征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在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延长与出口规模增长的双重视角下,使用海关进出口数据实证探究了倡议发挥“稳出口”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较强的“稳出口”效应,其在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降低出口退出概率的同时,还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增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倡议不仅能弱化各种贸易成本对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延长与出口规模增长的约束,还能在推动共建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拓展中国出口产品的市场需求,缓解外部需求不确定性的冲击。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倡议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稳出口”效应。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形成长效可持续的外部需求增量及“正反馈”机制,既能化解出口不稳定挑战,还有利于构筑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丝路发展新格局。
摘要 在高质量发展和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服务贸易已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进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面对国际形势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深刻变化,探索数字金融服务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高水平开放与绿色发展的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2年59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服务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加了碳排放风险,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服务贸易主要通过扩大工业部门的就业、提高石油产品等非可再生能源消费两条路径加剧碳排放,分别对应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环境压力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碳增排效应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和高人口密度国家中表现明显,且这种影响主要来源于数字金融服务的进口活动。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缓解数字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带来的碳排放压力的有效途径,尤其是腐败控制、监管质量、法治建设以及发言与问责等领域的治理水平提升,能够有效降低数字金融服务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本文研究为明晰数字金融服务贸易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双重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定低碳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摘要 在俄乌冲突、跨大西洋关系调整以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背景下,欧盟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自身的安全战略。本研究聚焦威胁认知与制度调适两个变量,结合成员国偏好与欧盟多层级治理机制,通过对官方战略文件与欧盟实践的深度分析,探讨欧盟安全战略的演进过程与转型逻辑。研究发现,威胁认知的变化影响了欧盟安全战略转型的方向和意图,促使欧盟重新界定战略关注的重点议题;制度调适作为战略响应的支撑,塑造了欧盟安全战略转型的现实路径。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欧盟安全战略经历了从危机管理、韧性治理到防务自主的转型进程,呈现出战略重心内移化、战略布局统一化、战略身份务实化的特征。当前,欧盟在应对多重威胁的过程中,战略自主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内部成员国的认知分歧以及安全机制调适的有限性,仍然制约着欧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摘要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作为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东盟虽面临“中心地位"被侵蚀的现实挑战,但其并未被动适应外部压力,而是主动应对这种冲击,以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本文基于组织韧性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了东盟如何通过规避、调控和缓冲三种策略,来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冲击,进而构建自身“中心地位”的韧性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在竞争规避维度,东盟积极利用规范性和功能性的制度嵌入方式,有效规避美国在南海等敏感问题上的对华竞争失控风险;在竞争调控维度,东盟巧妙运用议程设置的主导权,通过议题设定和议程制度化策略,框定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对东盟的影响范围;在竞争缓冲维度,东盟通过多元对冲和多向连接等举措,重构“东盟十”对话伙伴关系网络,拓展其外交战略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对东盟的冲击。此研究不仅能促进韧性理论与国际组织研究的交叉融合,还有助于理解东盟重构其“中心地位”的策略选择及其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